怎样看待古代的性爱方式

　　宫廷中的性管理

　　宫廷中有那么多妃嫔等待着皇帝去宠幸，多得连皇帝也记不清;有那么多宦官，其中不乏旷男怨女，所以不在性问题上加强管理是不行的。这种管理，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相当严密与制度化的程度。可是，其中充满了荒唐、压迫和无耻。

　　这种管理，首先是对皇帝性生活的管理。明朝管理皇帝卧房事务的机构称为敬事房，最高的负责人称为敬事房太监，其任务是安排、记载皇帝和后妃。在皇帝和皇后性交时，敬事房太监必须详细记录年、月、日，以作为受胎的证据。皇妃和皇后不同，皇帝所宠爱的妃子都各有一张绿牌，即末端染绿的名牌，在侍候皇帝吃晚饭时，敬事房太监会把十几张或几十张名牌置于大银盘中，和晚餐一起端到皇帝面前，等皇帝餐毕，他就跪在皇帝面前听候指示，如果皇帝无意找哪个妃子过夜，说一句“退下”即可。如果皇帝要找哪个妃子过性生活，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，放回银盘。敬事房太监退下后，把名牌交给别的太监，他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，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。皇帝就寝的时间到了，他就脱去妃子全身衣服，用羽毛制成的毛衣裹住她赤裸的身体，背她入皇帝的寝宫。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暗藏武器带入皇帝寝宫所采取的安全措施。然后，敬事房太监和另几个太监就守候在皇帝寝宫外面，等候皇帝过性生活结束，如果规定的时间到了，太监就会高呼“时间到了”，皇帝如果没有回声，他就再次呼叫，如此反复三次，就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。同时，敬事房太监要记录年、月、日、以作为日后受胎的证据。生孩子与否，对妃子日后身分的高低有很大影响。

　　明朝的这种制度，很难考证是从何时开始的，直到清朝，还承袭着这种制度，因为清世宗认为这种制度对查清子女是否确凿地出自皇帝血统，从而对皇位继承问题有很大关系，同时也可对后代的皇帝纵欲有一些限制。

　　由此看来，敬事房太监在这个问题上权力很大，虽然从表面上看，皇帝的性生活决定于皇帝的意志，但是在名牌放置、准备工作、运送妃子、掌握时间、档案记录等具体环节上都可以钻空子，做手脚，妃子们如果得罪了敬事房太监就可能倒大霉，所以她们对敬事房太监都很巴结，常给太监们一些好处。此外，在后宫中，皇后具有发言的权利，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妃子的住处，须事先有皇后的文件通知那妃子，文件上还要盖皇后的印信才算有效。如果没有这个文件，皇帝即使到了妃子门外，也不能进入妃子的房间。在后宫中，皇后对皇帝和妃子的过往拥有否决权。

　　这些制度似乎较为严格。被誉为明朝中兴之主的明孝宗，因为未纳皇妃，许多贵族和大臣都极力劝谏，希望他能仿照古制，设立12个皇妃，以使子孙孳衍繁盛。

　　当时，孝宗虽然同意，但最后因囿于皇后的限制而未能纳妃。所以历代皇陵中，都葬着许多皇妃，而只有孝宗陵中只葬着夫妻两人。这种事是绝无仅有的，明代学者叙述此事时是有褒有贬的。

　　按说，封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怎么过性生活还要受限制?这是因为，如果违反了祖训、古制，大臣们就会进谏，而在性生活问题上被臣下说不规矩，那是相当丢脸与难堪的。这些皇帝尽管实际上荒淫无度，但真正愿意背一个“淫”名的毕竟很少。整个明朝，只有武宗全然不顾这些制度，肆意淫乐。而有些皇帝则是偷　偷摸摸地纵欲，如微服外出冶游。清朝时，作为离宫的圆明园未受到这种制度的约束，所以乾隆帝就常到离宫去搞“性自由”了。

　　在内廷和宦官并列的是女官，她们的声势从表面上看虽然不如宦官，但是即使是身兼重职的宦官如果不和女官合作，也无法充分发挥其影响力，有许多坏事，都是女官和宦官勾结而形成的。

　　宫廷中除了女官以外，还有稳婆、奶婆和医婆。稳婆就是收生婆，平时也常叫“老娘”，按照蒋一葵《长安客话》卷二的说法，宫廷所需的稳婆都要在民间收生婆里预选，然后把预选出来的稳婆的名字登记在册，以备需要时选用。被选进内廷的稳婆除了接生以及选奶口(乳娘)时看“乳汁厚薄，隐疾有无”之外，还在宫廷　选美时起着重要作用，不仅要参预辨别妍媸，而且要对女性作裸体检查，如皮肤、乳房、阴部等，在贞节观十分盛行的明代，还要检查选入宫内的女子是否。《汉杂事秘辛》中所讲的梁莹选后以前被吴裸体检查的事，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。

　　东汉第十一任皇帝刘志要娶大将军梁冀的小妹梁莹为后，那时梁莹15岁。经刘志派遣，宫廷女官吴去梁家对梁莹进行体检。吴先检查梁莹走路是否正常，梁莹轻移细步，举止优美。吴再摘其耳环，解其发髻，看有无脱发现象。继而检查其关键部位，脱尽衣裤，但见梁皮肤滑腻，冰肌玉洁，证明无皮肤病。乳房已发育隆　起，说明性生理发育正常，并与年龄相符。肚脐稍陷，能容下半寸珍珠，属于优美型的肚脐。以后，吴又请梁躺在床上，检查前后阴处，见后阴、肛门没有痔疮，前阴也发育正常。吴还一无遗漏地检查了梁的腋窝与脚底，结果是一切正常而优良，于是梁莹就合格地成了刘志的皇后。

　　这种检查，到了明代更扩大化了，常常是大规模地进行的。例如天启元年(1621年)，16岁的明嘉宗按惯例将举行大婚礼，于是在全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选美活动。朝廷派了多路人马到全国各地物色出13岁至16岁的淑女5000人，在付出一些银币作为聘礼后，就责令其父母在正月里把她们送到京师(北京)待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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